2016年10月24日 星期一

" 新加坡模式"篇、"民主" 篇、 "混亂"篇 :貝塔斯曼基金會“中國2030:德國可能面臨的發展場景及相應對策”



你還記得這些不同的情境研究法嗎?

“中國2030研究”場景之六:混亂

共產黨無力應對中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領域難題,失去對局面的控制。
2030年,我們會從中國聽到怎樣的新聞?
2030年春節期間,中國發生人民起義。導火索是北京一個名叫張悅的女保姆的自殺事件。她在遺書裡寫下了自己的雇主、一名省政府高官是如何虐待她的。在春節到來之前,這名高管拒絕發放工資,並且不允許她回鄉與家人團聚過年,就這樣,張悅從一棟高樓上跳了下來。
這封遺書很快曝光,在審查機構和國安人員做出反應之前,民眾自發的聲援運動已經組織形成。喊著"我是張悅"的口號,人們抗議貪污腐敗和濫用權力。示威者在試圖衝擊政府大樓的時候,與警方發生了流血衝突。保姆張悅的命運遭遇只不過是一星火花,但是它卻引起民眾當中多年來累積的憤怒情緒大爆發。中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貪污腐敗、食品安全醜聞還有災難性的生態環境使得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動搖。赤裸裸的現實揭穿了國家宣傳機器的謊言。中共領導層不僅失去了民眾的擁護,而且在自己的陣營中也在失去支持。黨已經不再是無所不能,而是病入膏肓。
這一場景的設定前提是,共產黨失去了對全國局勢的控制。自從毛澤東時代結束以來,北京始終把維持社會穩定作為最高任務--而國家控制力的崩潰則被政府描述為災難性場景,並用它來為自己在一黨專政體制下使用壓制性的統治手段提供辯護。至於中共是如何逐漸失去權力的,在這一場景設定下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這種權力的喪失並不一定是像中國之前所鼓吹威脅的那樣,回到文革時代的混亂;可以想像的是,一些省級政府、部委、黨內派別或者軍事單位宣布獨立,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不管具體情況如何,中國之前一度建立在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基礎上的穩定秩序都會土崩瓦解。
經濟發展
國家行動能力的喪失也導致經濟崩潰。政府之前一直用來直接控制關鍵行業領域的國家資本主義體系陷入癱瘓。國有銀行對資本的分配,對關鍵產業的資助扶植,對技術發展的激勵,由北京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方案--只要曾經強大的國家干預能力不復存在,這一切立刻成為泡影。外國企業撤離中國;甚至那些較為先進的中國企業所有者也在努力將自己的資本和技術轉移到國外以求安全。中國與現代全球經濟脫節。中國商品的質量日益惡化,世界市場對於中國製造商的不信任感不斷加劇,導致中國產品已經基本無法出口。許多工廠被迫關門,失業率急劇上升。能源、食品和原材料供應遭遇瓶頸,因為本國的資源不足以滿足需求,而國際貿易又因為對外關係的不穩定而嚴重受損。為了加大國內市場對於本土產品的需求量,同時給外國產品進入中國市場設置障礙,北京或者是地方自治政府開始肆意徵收保護性關稅,引入地方標準。人民幣不再被視為國際儲備貨幣。中國大部分地區倒退回發展中國家的水平。
政治與社會發展
在政治控制力全面喪失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基礎設施也面臨崩潰。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交通體系陷入癱瘓,公共安全已經無法得到保障。教育體係也分崩離析。富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學校,或者送到國外讀書。而貧窮的大多數民眾則只能在破碎凌亂、早已與國際脫節的中小學和高校體系中勉強維持。法治國家原則在司法體系已經基本不見踪影,像肆意抓捕監禁這樣的人權侵犯行為也成為家常便飯。社會規則由權貴階層制定。在國家無力維持秩序的地方,腐敗盛行。此外,少數民族、社會群體和宗教團體也在嘗試壯大自己的權勢和影響力。一個忙於應對內政危機的中國,已經幾乎無力關心國際政治。在世界舞台上,中國的地位和聲望迅速削弱。
這對於德國來說意味著什麼?
如果中國陷入混亂,政治和經濟領域的風險將大於機遇。在這一場景下,中國將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成為一個令人難以預測且無法信任的伙伴。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挑戰的進程必須在沒有中國支持的情況下進行。此外,在壓力之下,中國政府還有可能通過可能導致整個地區不穩定的強硬外交手段,來轉移公眾對於內政問題的注意力。中國經濟的崩潰將會不可避免地導致世界經濟危機,對於以出口為導向的德國經濟則打擊尤為嚴重。
德國可以選擇的應對策略
儘管如此,在這一混亂的場景下,德國也仍然有機會可循。隨著中國重要性的下降,德國作為一個非軍事化的中等強國的地位反而會有所提升。歐元作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的重要性不斷增加,而西方民主式的政治與社會模式也重新煥發出魅力。隨著中國經濟的全面崩盤,德國得以維持在許多行業的技術領先地位,德國企業有更多機會在國際上獲得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訂單。但由於風險明顯大於機遇,德國應該不遺餘力地支持中國走上政治、社會和經濟的健康發展道路。德國應該在中國選擇一些有潛力阻止中國繼續陷入混亂深淵的公民社會與政治力量,並加以支持。與此同時,德國經濟界還應該努力開發替代市場,拉動內部市場,以擺脫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性。

“中國2030研究”場景之五:民主

中國變成一個西方式的民主國家,具備民主國家的所有優勢和弱點。經濟與社會發生根本性變化。
2030年,我們會從中國聽到怎樣的新聞?
這是全世界最大規模的選舉:大約10億中國人被動員起來選舉自己的議會。這已經是中國人第二次通過自由選舉來決定,誰將在未來四年裡在政治上代表自己。
在習近平離職之後,中共走上了民主改革道路。在首次選舉中,共產黨仍然獲得了絕對多數。但是從那時起,多個新政黨逐漸發展壯大,並且已經成功進入了一些地方議會和地方政府。在當下的2030年,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可能會需要聯盟夥伴來共同執政。因為已經自由化的媒體在過去幾年裡就中共的經濟治理不力、貪污腐敗和對人權的侵犯進行了大量曝光報導,共產黨的形象嚴重受損。但與此同時,對民主的狂熱亢奮也被蒙上一層陰影。在經歷了差不多75年的一黨專政之後,人們終於迎來了自由選舉,對於和平變革的勝利而歡呼雀躍。但是幾年之後,許多中國人開始批評,如今的新精英階層其實與過去相比就是新瓶裝舊酒,而且和美國一樣,在中國也只有那些能夠籌集最多資金用在選戰上的人,才能贏得選舉。一種對於"印度處境"的恐懼情緒在不斷散播:經濟界抱怨連天,因為曾經強有力而高效率的國家機器現在運轉起來越來越緩慢而且繁冗。
這一場景的設定前提是,中國2030年走在和平的民主化道路上,也就是選擇了類似台灣或韓國的發展模式。這是在冷戰結束之後很多西方人--以及不少中國人--所預言、期望並且要求的發展道路。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先是選擇了自己的"中國道路",這在外國被視為自相矛盾,甚至是令人難以理解、更難以接受的。儘管現在就唱起共產黨的終曲也許為時過早,但是中共至今為止表現出的強大的生存和適應能力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政治模式就是毫無爭議、顛撲不破的。民主化的進程會帶來經濟、社會和國際關係的重新構建,創造一個徹頭徹尾的"新中國"。
經濟發展

政治社會的民主開放將會吸引越來越多的“留洋”人才回國發展。
中國的民選政府要證明,新的執政改革和經濟改革能夠促進經濟繼續繁榮發展,並因此背負巨大壓力。作為與世界經濟緊密聯結的國民經濟體,中國對國際經濟合作十分感興趣。意識形態上的立場觀點不再成為阻礙合作的絆腳石。中國致力於減少貿易壁壘,促進原材料市場的有效運行以及全球標準的引入。人民幣成為可以自由兌換的國際儲備貨幣。為了過渡到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國家不得不從許多過去曾經直接掌控的經濟領域中撤出。但這一過程進行得併非一帆風順。許多國有企業被私有化。在很多行業領域,過去因為國家高額補貼、錯誤的激勵政策和扭曲的競爭環境而造成的嚴重產能過剩,如今必予以消減,這就導致企業大量裁員。市場更開放的同時,中國產品在國內市場上也面臨來自國際產品的更強勁競爭。這樣的發展趨勢在中國國內並不為民眾所喜聞樂見,然而政府則不遺餘力地進行宣傳,強調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會從這些改變中受益。隨著政治上的變革,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變化。中國產品已經普遍得到好評,中國企業在海外實施併購的時候也不會再被人懷疑是不透明的獨裁政權所實施的陰謀。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還在採取保護主義措施來阻止中國進入自己的市場。中國大企業早已成為廣受認可的國際康采恩,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樂意到那裡就職。社會上的自由化發展吸引了很多已經在海外工作很長時間的中國高端人才選擇回國發展。在這些已經國際化的海歸人才的幫助下,中國形成了一種新的、對世界開放的革新文化。這使得人們產生了希望,也許很快中國就不再只是為全球大眾市場製造產品,"中國製造"也會成為技術創新產品的高品質標誌。
政治與社會發展
中國實現了政治自由化。如今在政治討論中獲得了發聲機會的,不僅僅是少數民族群體,還有不屬於所謂"中產階層"、之前未能從社會進步中獲益的大約十億農民和工人。令人感到諷刺的是,恰恰是因為失去權力地位反而導致中共走向左傾路線。與此同時,自由的政治氛圍也導致民粹主義勢力得到了抬頭的機會。在一個民主的中國,民眾要求政府將過去為了維穩而一推再推的改革予以實施,比如教育體系的改革。隨著政治洗腦教育的取消,中小學和高等院校的思想更加自由和具備創新精神。媒體成為重要的監督機制。政治和經濟醜聞、貪污腐敗都被揭露曝光,透明度得以提高,對歷史的反思總結也在進行之中。司法機構如今只需要遵循法治國家原則,而無需顧忌中共的意志。在世界上,中國享有很高聲望。鄰國對於霸權主義中國的恐懼消失。而中國也成為亞洲政治穩定的定海神針。
這對於德國來說意味著什麼?
與在"中國夢"和"新加坡模式"兩個場景之下一樣,這一模式所帶來的機遇也是大於風險。政治、社會和經濟上的改變使得中國在應對全球挑戰的進程中成為值得信賴的伙伴,其對於地緣政治穩定性的提高效應不僅僅局限於亞太地區。經濟上,以環境科技為代表的中國產業現代化需求給德國企業提供了良好的商機。但是與中國進行政治和經濟合作也可能會變得更複雜。隨著政治上的變革,德國企業首先需要為適應新局面而付出較高的成本。中國政府做出決策所需要的時間明顯拉長,同時國家行政執行力在一些領域有所減弱,民主選舉可能導致的政府更迭以及與之相關的政治路線轉向,都使得德國企業在進行發展規劃的時候面臨不確定性。
德國可以選擇的應對策略
為了在中國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發展重新定向的過程中施加影響力,德國應該給中國在建立職能機構、法治國家體系和公民社會組織方面提供支持。此外德國應該加強對教育的投資,以強化本國技術革新能力,加強與中國消費者之間的交流,同時增加對中國的市場研究,這樣才能夠有針對性地推出適應中國市場越來越高品位需求的產品。

本文內容為貝塔斯曼基金會“中國2030:德國可能面臨的發展場景及相應對策”研究成果,不代表德國之聲的立場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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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2030研究”場景之四:新加坡模式
Szenarienstudie 2030 (Bertelsmann Stiftung/Szenario 2030)
除了市場經濟改革之外,中國也經歷了一些政治上的革新。在國際上,中國作為大國的領導地位得以鞏固。
2030年,我們會從中國聽到怎樣的新聞?
2030年10月2日--中國國慶節的第二天,也是德國國慶日的前一天--"習近平經濟與改革政策研究所"在柏林自由大學正式揭牌。
該研究所由中國政府出資建立。德國師生將在這裡對中國崛起成為世界最大國民經濟體和全球領袖大國的經驗進行研究總結。研究所首位所長由中國一位前副總理出任。退休的部長和省長在這裡授課,課程包括"革新構建學",還有"地區經濟發展學"等。德國並不是北京出資開設首家"習近平研究所"的國家。這些研究所是中國全球發展合作的一部分,因為在2030年中國已經成為經濟調控和政府治理方面的成功典範。習近平在2013年向國民所許諾的遠景,已經成為現實:中國取代了美國,成為全球頭號政治和經濟大國。
這一場景的設定前提是,共產黨除了市場經濟改革之外,還啟動了政治革新進程。自從鄧小平時代起,新加坡就一直被視為值得考慮的範本。因為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和他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就成功建立了一個政治體制,將事實上的一黨專政與選舉、部分民主式的公民參與以及運行有效的政府機構結合在一起。新加坡是全球最富裕、經濟環境最優、生活質量最高的國家之一--這些帶著"之最"的標籤也是中國所希望得到的。雖然兩國國情差異巨大,新加坡模式在中國祇能部分借鑒適用,但是新加坡仍然被北京視為榜樣。
經濟發展
中國能否借鑒新加坡的發展模式,一直是學術界討論的話題。
按照新加坡的範本,中國把大手筆的國家激勵政策與強有力的市場經濟競爭結合起來。雄心勃勃的政府發展方案讓廣大民眾階層也從經濟繁榮中受益,城鄉之間的社會分配不均問題得以緩解。在嚴重環境問題的壓力之下,中國成長為環保科技領域的革新領軍力量,並且將這些技術出口到世界各地。到2030年,在信息技術和醫藥技術等其它領域,中國產品被公認為創新和品質兼備。中國抄襲西方先進技術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中國創新製造"在國際上成為品質的標誌,而中國高科技產品成為世界各國爭相模仿的對象。中國政府投資重金以推動技術革新,並且支持中國企業去收購外國企業。作為世界領先的創新大國,中國已經成為許多行業的國際標準制定者。中國領導全球的雄心在金融市場上也得到體現。人民幣已經可以自由兌換,並且頗受信賴。在非洲大部分地區,人民幣已經成為儲備貨幣。上海成為全球業務量最高的金融中心之一,中國的直接投資在德國和其它國家得到廣泛歡迎。
政治與社會發展
政治領域經歷了深入改革。在仍然嚴格的中央政府操控之下,地方政府的職權範圍得以擴大。聯邦制被寫入憲法。各地區之間雖然存在競爭關係,但是為了使全國各地的生活條件得到全面改善,地區間再分配體制仍然存在,類似於德國的各州財政平衡體系。國內政治層面也進行了小心謹慎的自由化改革,反對派團體獲得政治影響力的機會得以加強,工會、非政府組織、公民倡議活動和人權組織的權限得以擴大。司法體係得到了逐步的發展,已經可以給大型國際企業提供更高程度的司法保障,這一點從外國投資不斷增長的數字就可見一斑。中國在革新領域的飛躍發展得益於教育體系的大力改革。從2018年起,各所高校可以按照自己的標準招生,教學計劃則根據就業市場的實際需求制定,這樣大學生在學校裡學到的知識就不再是傳統的"事實知識"(Know-what),而是現代化的"技能知識"(Know-how)。中國與鄰國也維持著緊密的政治和經濟夥伴關係。領土主權爭議得到平息,中國為了保持睦鄰友好關係而做出了大幅讓步。中國在世界上的威望不斷提升。在全球權力架構中,中國已經作為一個具有影響力且值得信賴的伙伴得到認可。
這對於德國來說意味著什麼?
與在"中國夢"和"民主"兩個場景下一樣,這一模式所帶來的機遇是大於風險的。與此同時,中國的崛起​​也給德國經濟帶來了巨大挑戰。政治上的價值觀轉向使得中國在解決氣候變化和恐怖主義等國際問題時成為一個值得信賴的伙伴。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來自中國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甚至還有可能成為促使歐洲加快和深化一體化進程的動力。強大的中國,還有越來越有品位的消費者,使得德國企業在中國為其產品找到了更好的銷路,也激勵著它們不斷提高自身革新能力。在華開展業務的德國企業在司法領域得到更多保障,在進行企業發展規劃時也更加放心,同時還可以在當地招聘高素質的工作人員。此外,中國的直接投資也能給德國創造就業崗位。人民幣的自由兌換使得企業和投資者能夠進行更加多樣化的投資。然而隨著中國的崛起​​,德國在國際上的重要性可能會有所削弱。面對品質越來越高的中國產品,德國經濟界在中國、德國和世界市場上可能會面臨巨大競爭壓力,而且規模效應還會使中國製造商更具優勢。此外,中國對原材料的飢渴需求可能會推高國際原材料市場的價格。生活條件的改善可能會使中國成為國際高端人才發展事業的理想之選。在爭奪高級人才的競爭中,德國面臨人才流失的危險。
德國可以選擇的應對策略
為了不至於落入下風,德國應該同時推進歐洲一體化進程,並且加強與中國的雙邊合作。為了在經濟上與中國保持勢均力敵,德國應該加大對教育的投資,並且通過降低高素質人才移民門檻來加強自己的創新力量。此外,德國經濟界也應該努力實現銷售市場的多樣化。

除了市场经济改革之外,中国也经历了一些政治上的革新。在国际上,中国作为大国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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