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3日 星期四

音樂與文學的對話、談政治大學校史 (吳鳴2015.4.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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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與文學的對話  
  承蒙鍾漢清學長的盛情雅意,邀請我參加彭淮棟學長的譯者導讀,談托馬斯.曼(Thomas Mann)《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裡的音樂。
  
  認識彭淮棟學長三十年,倆人有著深厚的革命感情。1985年我乞食於編,任職《聯合文學》雜誌社,阿棟哥任職聯經出版公司,辦公室在忠孝東路基隆路口聯合報第三大樓,阿棟哥在七樓,我在六樓,因著是東海大學校友,時相過從。我編輯上每遇有歐美文學問題,常向阿棟哥請教,均能獲得完善的解答,心中時為感念。
  
  有幾期《聯合文學》刊載彭淮棟翻譯的「作家與作品」(Writers at Work)專欄,在翻譯過程中,為了查考已有之作者和書名,阿棟哥常比對台灣當時為數不多的歐美文學作品介紹或翻譯,意外發現某公之名作,內容多有抄龔,因而引發了一場小論戰。其後我因返校攻讀學位,轉任職《聯合報》新聞編輯,畢業乞食講堂,告別七年的編輯生涯。因為阿棟哥和我性格均屬溫暖而不熱情,故爾彼此間甚少相問。前次見面是2002年7月,我因腰傷到醫院做檢查與復健,阿棟哥帶小孩看感冒,倆人在醫院偶遇。2010年彭淮棟譯Edward W. Said《論晚期風格:反常合道的音樂與文學》(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出版社找我幫忙寫一篇導論。這次翻譯Thomas Mann《浮士德博士》,適巧又與音樂有關,鍾漢清學長請彭淮棟做一個譯者導讀的短講,邀我與會,乃得親聆阿棟哥討論音樂與文學。
  
  多年後老友重逢,我心裡有著莫以名之的欣喜之情,尤其聽到彭淮棟談文學與音樂,並贈送其新出版的譯著《浮士德博士》。這本590頁的小說巨著,譯者做了5萬字的譯注,加上40頁的長導論,將成為我近日的閱讀功課。
  
  因為彭淮棟2015年4月22日的導讀有文字稿,我聆聽時的筆記未記錄完整,故爾直接將其文稿附於此,方便讀者按圖索驥。
  
  托瑪斯.曼《浮士德博士:一位朋友敘述的德國作曲家阿德里安.雷維庫恩的生平》(Doktor Faustus),彭淮棟譯,台北:漫步文化,2015。
  
  托馬斯.曼《浮士德博士》裡的音樂
  主講人:彭淮棟 地點:漢清講堂 時間:2015年4月22日
  
    
  無數人愛聽古典音樂,愛談古典音樂掌故。音樂,或古典音樂,是德國的national art,其深入德國民族認同,左右其文化意識,以及影響德國歷史的多層關係,至今大致仍是專家研究的領域,一般人絕少了解。以此事為題材的文學作品,管見所及,只有托馬斯.曼由於對此問題獨有解會而寫的《浮士德博士》。
  
  世界各民族都有,或者,都自認有特別表現其民族特性與氣質的藝術,俄國芭蕾,義大利歌劇,法國繪畫或文學,姑且稱之為「國藝」,而從無俄國人,法國人,義大利人深痛其「國藝術」導至其民族自貽其戚或為禍世界,托馬斯.曼對音樂或德國音樂作此指控,是絕無僅有之例。
  
  納粹集中營裡的軍官夜間在家裡彈巴哈自娛,白天上班殺人如故。一般的解釋是,音樂不是使人變化氣質嗎,雖然彈巴哈,卻仍然冷血殺人,要巴哈(或廣義而言,音樂)何用。
  
  托馬斯.曼的詮釋是,德國人就是因為崇拜音樂,才生出心魔,轉向納粹,自毀毀人。
  
  音樂與日耳曼民族認同的關係,大致從18世紀中葉開始與日加深,直至納粹時期以下。音樂在這個過程裡的政治化,工具化,意識形態化,霸權化,至納粹利用華格納而達於極致,但小說內部並未處理這個過程,而是當作讀者已經知道的背景。
  
  音樂在小說裡占主體地位,以作曲家主角及其追求突破為架構,形塑小說的情節與旨趣。
  
  通常解釋一戰至二戰的德國災難,凶嫌是反猶,恐外仇外,威權主義,民族主義等等,這些因素從19世紀開始發生作用,在威瑪共和時期看似潛伏,實則變本加厲。
  
  托馬斯.曼持誅心之論,從精神與心理層次著眼,認為德國災難起於1,對歐洲或世界長久以來的困難關係,亦即小說中所指,現代其貌,中古其裡的「凱撒薩興想成為世界」;2,音樂的崇拜淪於政治化,霸權化; 凱撒薩興的音樂要成為世界音樂,即第25章魔鬼(阿德里安的心魔對他所:你將引領風騷,你將開啟前進未來之路」,「你將突破這個時代種種令人欲振乏力的困難」。
  
  德國半世紀裡發動兩次大戰,歷來解釋不一而足,包括命運(宿命)論,以及政治,社會,經濟,歷史條件論。
  
  至於政治,社會,經濟,歷史論,人類歷史上,類似的政治,經濟,社會,經濟變動與挑戰,造成各該國家或民族的不同反應,而日耳曼民族的反應是舉國中風,隨希特勒魔曲而走。
  
  粗略而言,《浮士德》寫的就是,在「凱撒薩興想成為世界」的心理背景下,音樂(阿德里安.雷維庫恩尋求突破)造成的德國精神與心態如何為納粹德國的地獄行鋪路。可以說,這部小說有如納粹德國的「前傳」:音樂造成的德國心態與精神狀態如何「預啟」或「預示」納粹之路。
  
  青年是納粹奪權的先鋒兼主力,小說第14章的大學生辯論,相當於當時的大學生界定華格納「什麼是德國」的問題。
  
  「他們視音樂為神的藝術,認為自己必須有一種關係,一種浪漫的虔誠關係,像他們對大自然一樣:音樂,大自然,以及愉悅的虔誠」。
  
  曼筆下大學生的文化優越感,權威意識,思想倨傲,所構成的正是阿德里安成長其中的德國hubris氣氛。
  
  這些大學生的思想與態度,是排外,反猶,阿利安至上的德國青年運動長期滋養的結果。
  
  這hubris氣氛是16世紀那位浮士德智窮而百無避忌,而乞靈於魔鬼而覆亡之因。
  
  這hubris氣氛也是20世紀的浮士德在創造力走入死胡同之際乞靈於魔鬼而覆亡之因。
  
  阿德里安的音樂,本來走國際主義,世界主義或普世主義路線,叔叔的樂器店與世界各地流通,阿德里安以《愛的徒勞》譜曲,使用英文原文而非德譯本,他以英國與法國詩作譜曲。
  
  阿德里安的普遍主義之路在第22章瀕臨絕境,於是入魔,走野蠻主義路線,即敘事者所說的「辯證的反轉」:往內轉,往後轉(倒退 ),獨居菲弗林,寫獨屬德國特色之作。
  
  這就是曼所寫,音樂使德國走上納粹地獄之路的原委。
  
  
後記:我刪節了講稿中部分須補充說明的段落,因這些文字如無現場的口頭補述,不易理解其意旨。但我認為最好的方式,是去讀這本彭淮棟譯的托瑪斯.曼《浮士德博士:一位朋友敘述的德國作曲家阿德里安.雷維庫恩的生平》(Doktor Faustus)。





2015.4.22
前排左起:吳鳴、彭淮棟、陳忠信、鍾漢清。後排左起:游常山、胡玉玲(彭淮棟夫人)。與會者另有作曲家賴德和、法國文學翻譯家繆詠華,陳續升 (東海社會研究生) 有事先行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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